魏斐德:“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1966年,魏斐德(FredericWakeman)的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此前不久他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这位曾经被中央情报局看上的小伙子,最终选择了在学院度过他的一生。与跌宕起伏的特工生涯相比,学院生涯无疑是平淡无奇的,魏斐德把他的特工潜能充分发挥在学术研究中。

《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9〜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这一系列著作似乎实现了他未能从事的职业。

就连他在网上公布的电子信箱也是以“警察”的汉语拼音jingcha为名字,可惜已在天堂的jingcha再也收不到来自人间的任何一封信件了。

博士论文常常是一个学者刚刚形成自己风格但是风格又尚未成熟时的产物,《大门口的陌生人》也不例外。

第一,魏斐德继承了乃师列文森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按照弟子叶斌先生的说法是“强调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这一点在该书中初现端倪;

第二,与美国第一代中国史学者注重政治史等上层建筑不同,魏斐德比较注重社会史的视角,按照刘广京先生的说法,是“从社会史观点论外交史

四十年过去了,《大门口的陌生人》之所以还被重新翻起,不仅得益于以上两点,更得益于魏斐德主张的叙事史学。这个学术特工的武器不是警棍、手铐和催泪弹,而是故事,故事是不会过期作废的。

诗人北岛在给朋友魏斐德的诗中这样写道你把词语垒进历史”。魏斐德大概不会接受“历史是由词语垒成的”这么一个疑似后现代史学的观点,但是北岛所说并没有错,魏斐德充分注意到词语的力量。

1839至1861年被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爱国主义的政治、抵抗的政治、地方主义的政治、合作的政治。每个阶段不仅有着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和事件,还有着种种故事和传说。

魏斐德首先从三元里说起,指出它在不同受众眼中的不同反应:英国人把它视为一场小冲突,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甚至都没有提起这次事件;中国方面则把它视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

对英军死亡人数的统计,从最少的一人,变成方志中的十人,直至“死者二百”。在脚注中,魏斐德还提到当地盛传“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故事变成了武器,地方通过种种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来掩饰自己的失败,并由此产生一个传说:广州人打败了英国人,但胜利成果被长官出卖。

在这种叙事里,任何官员只要提出温和观点,就会被指责为叛徒。魏斐德不仅以叙事的方式讲述历史,还讲述了历史中的各种叙事。

按照虎门协定,1849年英国人可以进人广州城。徐向皇帝呼吁不要让英国人进城,但是皇帝担心英国人绕过广州北进,就让徐作出让步。这时徐豪赌了一把,他声称朝廷不能违背百姓意愿屈从外人要求,结果英国公使没有因此攻打广州城,而是向本国政府进行报告,暂时放弃了进城。

随后,皇帝也被说服,再次批示不许英国人进城。于是,“假传圣旨”使得中国获得首次外交大成功,一时之间上下充满乐观情绪。

时人和后人对于这一事件多持正面评价,魏斐德却指出它产生的“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暂且不说这违反了国际法,它也破坏了政府的形象,长远来看《天津条约》便是后来付出的代价。

从爱国主义到地方主义、从抵抗到合作,沿着这些叙述经纬,魏斐德指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和绅士在内的广东秩序势力,开始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

魏斐德认为“上海孤岛”如战时的卡萨布兰卡或里斯本一样,成为间谍、情报人员、奸细的避风港。为此他写下学术专著《上海歹土》,专门研究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

卡萨布兰卡隶属于摩洛哥,这座城市的名声远远超出了它的国家。你可能没听说过摩洛哥,却不会对卡萨布兰卡一无所闻。在那部经典黑白影片《卡萨布兰卡》里,这座离欧洲大陆一水之隔的非洲城市成为逃亡的中转站。

狭路相逢的敌人、邂逅相遇的恋人,仿佛五线谱上的蝌蚪,共同弹奏了一曲后来风靡世界的《时光流转》。

与充满巧合和意外的电影不同,魏斐德的著作以坚实的资料而非瑰奇的想象著称。

《卡萨布兰卡》的男主人公,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上海歹土》中的刺客们并没有这么抒情,他们走进每一所房间之前都经过周密策划,否则再也无法出来。

这里不妨提醒一下,那些渴望寻找传奇的读者有可能会失望,因为这本书只是像档案一样忠实地描绘出五年间的各种暗杀事件,远不如电视剧《上海滩》惊险刺激。

魏斐德与史景迁惺惺相惜,他也写过畅销小说,但与史景迁相比,他的叙事显得学究了一点。

所谓“上海孤岛”,主要指抗日战争(1937年)爆发之后、太平洋战争(1941年)爆发之前的上海租界。由于当时日本尚未向英美等国宣战,这些租界也得以成为覆巢之下的弹丸之地。

所谓“上海歹土”,系由常用词badlands翻译而来,主要指沪西无主地带。围绕这些地方,重庆政府(政权)、南京政府(汪伪政权)、日本占领军乃至公共租界工部局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与善恶分明的电视连续剧不同,魏斐德特别强调“抵抗”与“合作”的极度模糊性,许多人处在两者之间的灰域内。重庆政府以“救国”为理由,发起一次次针对亲日者的暗杀活动;南京政府也以“救国”为理由,要求收回租界以打击恐怖活动。

民族主义成为两个对立政权的共同借口,他们都试图藉此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可是那些“爱国”行动异常可疑。

魏斐德描述暗杀汉奸的刺客时,并没有替他们编织什么崇高的心理动机,而是结合当事人的口供指出他们往往是出于生存需要才铤而走险。

我们通常认为恐怖活动遵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一群杀手经过密谋,历尽千难万险成功地将目标结果掉,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上海歹土》却指出,结局很难到来、高潮却会接二连三,恐怖活动仿佛多米诺骨牌,即使第一个按下按钮的人也无法预料或决定日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魏斐德试图揭示历史的“蝴蝶效应”,他认为戴笠军统局对伪外交部部长陈箓的暗杀,“激化了西方列强与日本在公共租界控制权问题上的冲突,导致双方都采取了几个重大行动,最终酿成了珍珠港事件”。

虽然珍珠港事件的原因并非只此一种,《上海歹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正如导演柯蒂斯在拍摄《卡萨布兰卡》的时候,不会想到盟军会随后在这座城市登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此会谈。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女主角英格丽•褒曼在自传中所说:《卡萨布兰卡》对战争作出的贡献,跟盟军一个军团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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